广西快三最新走势图表:李進峰:中國在中亞地區“一帶一路”產能合作評析(基于高質量發展視角)

2019-12-12 16:43 全天广西快三计划手机版 > 學術中心 > 最新觀點 > 來源:歐亞經濟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6年以來,從“大寫意”到“工筆畫”逐步走深走實,現已進入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新階段。2015年頒發《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促進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框架內加快“走出去”步伐,實施產能合作已經成為推動“一帶一路”行穩致遠的重要舉措。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取得一批早期成果,中亞地區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區、產能合作的先行區,深入分析和評價中亞地區“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進展、問題和實現路徑,對于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具有重大現實

全天广西快三计划手机版 www.sooiez.com.cn 作者:李進峰,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國聲智庫學術委員會委員。

高質量發展的概念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來的,表明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十九大確定的“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大判斷進一步明確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征,進而作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大部署。2018年8月27日,在“一帶一路”建設五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一帶一路”要走深走實,實現高質量發展。2019年4月26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指出,在新階段“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主要應做到以下幾點: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倡導多邊主義;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堅持高標準、惠民、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一帶一路”建設進入新階段的重要特征,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穩定和民生改善,給當地國家和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民都有獲得感和幸福感。

中亞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區域,中亞國家的發展與穩定對中國新疆和西部地區安全穩定至關重要?!耙淮宦貳背槭紫仍詮慫固固岢?,中亞國家積極響應。中國與中亞國家分別簽署了雙邊發展戰略對接協議,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已經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尤其是中哈產能合作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樣板。研究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問題,對“一帶一路”建設從周邊到區域走深走實、行穩致遠至關重要,對構建中亞及周邊命運共同體,乃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

一  “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的定位及功能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黨的十九大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發展戰略部署,短期任務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和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問題;中期任務是建立長效機制,依靠各行業創新舉措推動經濟可持續增長;長期任務是以科技革命推動產業升級,占據全球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進一步發展開放型經濟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推動傳統產業邁向價值鏈中高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國際產能合作是推動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新理念,是新常態下促進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舉措。

產能合作一般可以通過產品輸出方式進行產能位移,也可以通過產業轉移的方式進行產能位移,“一帶一路”產能合作主要是指產業轉移。本文研究的產能合作范圍指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簡稱國際產能合作。無論從中國還是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角度看,國際產能合作都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因為,一方面,國際產能合作是支撐中國經濟由中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中國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舉措,是開展互利合作的重要領域,也是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主要載體。另一方面,國際產能合作是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完善工業體系、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

國際產能合作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國內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打造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把中國富余的優質產能輸送出去,降低企業成本,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地。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中國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目標是形成若干境外產能合作示范基地、推進產能合作體制機制完善、提升政策服務保障能力。國際產能合作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提升,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促進作用明顯增強。

目前,中國在“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中主要推進13個行業,分別是:鋼鐵、有色金屬、建材、鐵路軌道交通、電力、化工、輕工、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行業。國際產能合作有多種實施方式,如基礎設施建設、對外工程承包、境外經貿合作區、跨境工業園區等。國際產能合作堅持“企業主導、政府推動”原則。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國際慣例和商業原則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企業應遵循“自主決策、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原則。國際產能合作堅持突出重點、有序推進。主要選擇貿易合作、工程承包、對外投資建廠、建設各類園區、經濟開發區、經濟特區等多種合作方式。

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任務是將與中國裝備和產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強烈、合作條件和基礎好的發展中國家作為重點國別,并積極開拓發達國家市場,開展“第三方合作”,以點帶面,逐步擴展。不斷拓展產業合作領域,實現中國與沿線國家互利共贏,促進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實現工業現代化。促進中國裝備優勢產業“走出去”,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和資源。尋求中國與沿線國家雙邊合作的基礎和訴求,為雙邊產能合作創造更好的政策環境,為中國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奠定基礎,為構建中亞及周邊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基礎。

二  國際產能合作的理論與實踐

國際產能合作是伴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生產過剩而產生的。產業轉移是解決生產過剩的主要途徑,也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的主要驅動力。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業經歷了五次轉移:第一次是英國向美國和歐洲轉移;第二次是二戰后,由美國向歐洲和日本轉移;第三次是從歐洲和日本向亞洲“四小龍”轉移;第四次是從歐、美、日、亞洲“四小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尤其是中國;第五次是國際金融?;蟪魷值摹八蜃啤?,即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轉移,低端產業向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轉移。

(一)國際產能合作理論研究綜述

國際產能合作涉及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產業轉移、產業組織、產業結構調整、國際產業分工和國際開發區建設等問題,最早進行國際產業轉移的國家是英國,之后是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因此,對于國際產業轉移深入研究的學者主要集中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美國以跨國公司為主體,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向海外轉移,以保持美國在技術創新領域的絕對領先地位。而日本則以跨國公司和中小企業為主體,把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向海外轉移,形成貿易互補體系和產業垂直分工體系,進而形成了經濟發展“雙引擎”。

國際產能合作屬于產業轉移范疇,其理論基礎包括壟斷優勢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雁行理論”、邊際產業理論、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等。關于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動因,國外學者主要從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等視角開展了有益的理論探索。

海默(Hymers H.)1960年最早提出絕對優勢理論,對國際直接投資作了解釋。該理論認為相比外國企業,國內企業更熟悉本國的市場特征、商業文化和地方法規等,因此,外國企業要進入該國市場,必須具有特殊的優勢和資產來抵消本地企業的優勢,如企業規模、范圍經濟、市場能力、技術優勢等,跨國公司傾向于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利用其獨特的壟斷優勢。

在海默理論基礎上,英國學者鄧寧(Dunning J.C.)于1981年提出了國際生產折中理論(OLI)。該理論認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市場內部化優勢,這三個基本要素決定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該理論在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分析的同時,也對國際技術轉移的成因進行了分析。

在亞洲比較著名的是日本的“雁行理論”和邊際產業理論。日本學者赤松要在1932年提出“雁行理論”,即日本產業發展主要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和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并呈現周期循環態勢,形如飛行的雁陣。日本學者小島清擴展了“雁行理論”并提出了邊際擴張理論。認為對外投資應該從本國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這一理論較好地解釋了日本20世紀60~7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的實踐,也是一種符合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美國學者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在其1966年發表的《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弗農認為,產品生命是指市場上的營銷生命,產品和人的生命一樣,要經歷形成、成長、成熟、衰退這樣的周期。而這個周期在不同的技術水平的國家里,發生的時間和過程不同,其間存在一個較大的差距和時差,這一時差表現為不同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市場上競爭地位的差異,從而決定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變化。

在產業轉移相關理論研究基礎上,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國外和國內學者也做了一些關于產能合作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研究。

外國學者凱特·凱利(Kate Kely)2008年撰文探討了產能合作中全球跨國公司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對投資國的區位選擇、影響國際投資的各類因素、投資驅動力以及對投資國產業影響效應等問題。英國諾丁漢大學姚書杰(Yao S.)2014年的研究認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區位選擇主要考慮地理位置相近、文化相似、對外貿易往來密切、企業比較熟悉的海外市場。

在國際產能合作的政府與企業關系研究方面,東西方學者之間存在爭議,多數西方學者認為在國際產能合作中政府不應該干預企業太多。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是否應該以國家為主導加強國際投資問題,比約瓦特和康尼里奧(Bjorvatn &Coniglio)2012年撰文對20世紀80~90年代的81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和人均GDP增長作了相關研究認為,減少產業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并不一定能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這個理論模型研究表明:雄心勃勃的政府支持投資的政策對于刺激工業化是需要的,這些政策在最不發達國家可能更為成功.。

在產能合作的另一種模式,境外開發區建設方面,新加坡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是成功的,新加坡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實施“區域化2000”計劃》,以推動企業“走出去”。新加坡先后在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等國建立了10多個境外工業園區。

國內學者從2015年開始關注并研究產能合作問題,主要從產能合作模式、機制和路徑方面開展研究。例如,夏先良2015年就產能合作分析了優勢與劣勢,提出產能合作體制機制的一些新思路;同年,卓麗洪從產業轉移角度研究了中外產能合作規律;鐘飛騰也在同年以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為基礎,分析了“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產能合作的經濟理性以及目標國家與產業發展;熊艾倫研究認為,應借助西部地區的獨特區位優勢更利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產能合作。有學者將中國產能合作模式與日本的“雁行理論”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構筑中國主導的區域產業分工體系,即構筑新雁行模式,而這種模式要堅持互利共贏原則,需要與“一帶一路”國家企業合作,以共同開發方式進行。

有些學者也開展了一些案例研究,如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研究;國內有學者從基礎設施建設、礦產資源分布、優勢投資環境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產能合作機遇,并提出對策建議;新疆學者對跨境合作區進行了一些研究;還有的學者以共生理論為基礎,以中哈產能合作為案例,提出建立共生利益分配機制、協調機制和環境優化機制;另有學者認為,境外園區承擔著產能合作重任,也賦予了綠色延伸的新使命,提出了境外合作區建設的新任務。

(二)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實踐及啟示

1.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的區別與特點

首先,選擇的產業不同。美國式產業轉移從比較優勢產業開始,這種對外投資是“逆國際分工的”,雖然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是能確保本國具有持續創新能力,占據產業創新和技術最前沿。日本是從比較劣勢產業向海外轉移,建立了國內生產與海外生產的互補型經濟模式,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也形成了拉動制造業的“雙引擎”。其次,產業轉移主體不同。美國的產業轉移主體是大型跨國公司,將美國最先進的企業向海外輸出,壟斷企業發揮各種技術、資金、規模優勢進行擴張,跨國公司是美國產業轉移的主力軍。日本產業轉移的主體是大型跨國公司和廣大中小企業。再次,對貿易影響不同。美國式產業轉移是逆貿易傾向型投資,是貿易替代形式。對外投資、國際貿易、許可證安排是其三種相互替代的形式。日本式產業轉移是順貿易傾向型投資,對外投資帶來的不是替代貿易,而是互補貿易。

2.美國和日本化解產能過剩的經驗與教訓

美國經過三次具有代表性的產業轉移化解產能過剩,如馬歇爾計劃化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產能過剩;里根經濟學化解了20世紀70~80年代的產能過剩;奧巴馬經濟刺激政策化解了2008年國際金融?;蟮牟芄?。美國產業轉移的主要教訓是在經濟發生失衡需要政府宏觀調控政策調節市場秩序時,對調控的程度要加以限制,應該調控適度,尤其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對外投資支出,要避免政府的過度投資推高通脹壓力。例如,馬歇爾計劃在短期內有效緩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產能過剩?;?,但政府的過度投資推高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個投資計劃結束后,并沒有延續經濟增長。日本式產業轉移屬于自然資源導向和低成本導向。日本對外投資是為了開發海外資源,主張沒有必要取得上游企業的所有權,采取產品分享方式或貸款買礦的“開發進口、長期合作方式”,克服了美國的弊端。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這種投資可以促進國際分工創新調整。

3.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式產業轉移是“點對點”,通過跨國公司以投資、貿易和并購為主,以保持其產業在全球壟斷的絕對優勢,并不關注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日本式產業轉移是“點面結合,以點為主”,首先轉移比較劣勢產業,符合東道國的產業發展需求,能形成貿易互補,同時提升東道國的經濟發展能力。中國式產業轉移是“點面并舉”,投資貿易、園區建設、工程承包等綜合產業轉移,以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發展戰略對接為前提,關注東道國的發展需求和民生需求,并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標。

中國式產業轉移與日本類似,既有比較劣勢產業轉移,也有比較優勢產業轉移,中國的產業轉移是“順貿易傾向型”。但是,中國產業轉移的動力與美國比較接近,都來自產能過剩的壓力。中國產能合作投資項目與美國、日本不同,中國不附加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尤其是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國家援助時就附帶有一些政治條件,如由美國監督受援國的重工業,受援國放棄工業國有化以保障美國投資安全,實施有利于美國的外匯和外貿政策,“美援”物資的50%必須由美國船只運輸等附加條件。

中國式產業轉移的特點還表現在,由于中國處于世界頂級的跨國公司比較少,很難按照美國模式實施。但是,可以利用中國國有企業的優勢,把高鐵、核能等處于比較優勢的產業向外輸出轉移,保持競爭優勢?;箍梢越恍┕S胖實木哂斜冉嫌攀頻牟凳涑鱟?,創辦工業園等,以大企業帶動小企業,共同發展。一方面,為國內高新技術產業騰出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在國外進一步擴大中國在中端產業的市場占有率,并支持中國制造業產業鏈不斷提升。中國的產業轉移比美國、日本要更困難,因為當時美國和日本產業轉移時期,處于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更多,產業轉移相對比較容易,而現在除了非洲勞動力成本較低,東南亞的勞動力成本也在提升,可以轉移的國家和地區越來越少。另外,中國在產業轉移時只能選擇比中國還不發達的國家,如非洲、中亞、南亞等國家(見表1)。

(三)“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特征

由表1的分析可以看到,與美國和日本產能合作相比,中國“一帶一路”框架內的產能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能力建設導向、綠色導向、廉潔導向、惠民導向和包容性導向,“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原則是“國家推動、企業參與、合作廣泛、合作目標多元”。產能合作以長期利益為著眼點,內外兼顧、遠近結合、不急功近利。其能力建設導向特征體現在:通過“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等產能合作帶動沿線國家提升自生能力建設。例如,改善沿線國家的交通通達性就是提高其自生能力建設,同時,也帶動中國建材、機械產品出口。因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風險高,商業資本往往不愿意投資,于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就可能被長期鎖定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實際上,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是“耐心資本”或“長期愿景資本”的支持,借助于國家信用擔保則可以使商業資本更具有“耐心”。但是,能力建設導向也面臨一些挑戰,以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沿線國家能力,中國長期項目投入就會加大;中國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便利化程度提高,其他國家不可避免會搭便車;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化能力和產業發展,有可能對中國的中端制造產業形成競爭。其包容性導向特征體現在:“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強調“機會平等,共同發展,共享發展成果”,關注短期與長期利益的平衡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理念將促進實現“開放、包容、普惠”的全球化。但是,包容性也面臨一些困境與風險。平等機會意味著在合作中要相互尊重、協商一致,這可能會降低市場主體的決策效率,使商業機會喪失。在中國企業投資項目背景下,提倡共同發展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市場原則,企業贏利能力可能下降。

三  中國與中亞國家“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現狀及進展

截至2019年4月,中國與40多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協議,同世界主要經濟體簽署了100多個多邊或雙邊經貿合作協議,與7個國家簽署了8個針對合作區發展的政府間協定,與10個國家簽署了針對合作區建設的部門間合作備忘錄或協議,中亞國家率先簽署了相關合作協議,有利推動了中國與中亞國家“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深入開展。產能合作成果主要體現在貿易投資、工程承包和園區建設三個方面。

(一)貿易投資穩定增長,不斷拓展新領域

中國“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在中亞國家的投資主體初期以國有企業為主,現在民營企業也比較活躍。2018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6.4億美元,同比增長8.9%,占同期總額的13%,主要投向中亞、東盟、非洲等區域國家。2013~2018年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23.083 2億美元、5.275 3億美元和7.455 4億美元。2013~2017年中國對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直接投資存量分別為7.662 6億美元、-1.288 9億美元。2018年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直接投資流量分別為14.89億美元、7 176萬美元和33萬美元(見表2)。

2018年中哈雙邊貿易額為198.56億美元,同比增長10.4%。中國累計對哈投資存量超過430億美元,各類貸款超過500億美元。中國對哈投資主要包括油氣開采、采礦業、交通倉儲、工業、建材、農產品加工等行業。中國對哈出口主要商品是機電產品、金屬及其制品和化工產品。中國自哈進口主要商品是金屬及其制品、礦產品、化工產品、面粉、植物油、肉類和蜂蜜等。

2018年中烏貿易額為62.67億美元,同比增長48.37%。中國對烏累計投資存量超過80億美元。中國對烏投資主要涉及能源、交通、建材、農業等領域。中國對烏出口主要商品為機械設備、電機和電氣設備、化學產品及其制品等。中國自烏進口主要商品為天然氣、化工產品、黑色和有色金屬。

2018年中吉雙邊貿易額為56.01億美元,同比增長2.8%。中國對吉投資主要涉及能源、橡膠塑料制品、非金屬礦產生產、地質勘探類和礦產品開采類等領域。中國對吉出口主要商品為鞋類、服裝、化纖、食品等,中國自吉進口主要商品為礦石、精礦、貴金屬、蜂蜜和水果等。

2018年中塔雙邊貿易額為15.03億美元,同比增長9.63%。中國對塔投資主要集中在金屬加工、有色金屬和建筑材料等領域。中國對塔出口商品主要是機械設備、紡織品、電機電氣、建筑材料、鞋類、車輛及零配件等。中國自塔進口主要商品是礦產品、棉花、生皮及皮革等。

2018年中土雙邊貿易額為84.36億美元,同比增長21.5%。中國對土投資主要涉及能源、交通設施、通信、化工和紡織領域。中國對土出口商品包括鋼鐵、機械設備、電機電氣、車輛及其零附件、醫療設備、化學用品、建材涂料等。中國自土進口商品主要包括天然氣、樹膠樹脂、鹽、貴金屬、蠶絲棉花和動物毛等(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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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中國在中亞國家的“一帶一路”貿易投資,促進了中國企業進一步加大“走出去”力度,企業在海外產業布局更加廣泛、產業鏈更加完善,配合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和“產業轉移”效果初步顯現。同時,一批國際產能合作投資項目在中亞國家落地,填補了中亞國家多項產業空白,優化了中亞國家產業結構,促進中亞國家完善現代化工業體系,降低中亞國家進口依存度。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產能合作促進了中國企業不斷推進技術創新、提升裝備技術水平、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和制造業轉型升級,實現中國從以往的傳統貿易“以產品輸出為主向產業輸出轉變”,有利于提升中國制造業在周邊地區和全球產業鏈的地位。

(二)對外工程承包促進中亞國家互聯互通

工程承包領域既包括傳統的工業與民用建筑工程,也包括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大型項目以及電力、水利設施、污水處理等重大民生工程等。2018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7 721份,合同金額1 257.8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金額的52%,同比下降12.8%;完成營業額893.3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2.8%,同比增長4.4%。其中,2017年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工程承包額分別為22.38億美元、5.03億美元、4.79億美元、1.9億美元和2.53億美元,工程承包額同比略有回落。2013年以來,一大批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重點項目在中亞開工建設,帶動工程承包業務擴大,一批境外合作區、產業園區成為中國企業到中亞集群式“走出去”的重要平臺(見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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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外合作區建設促進中亞國家工業化

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實現形式是基礎設施建設、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等,其中,產業合作主要以建立境外各類經貿合作園區為主。境外合作區建設最早來自中國企業的自發行為,民營企業以市場原則選擇對外投資的國別,在此背景下境外合作區集中在與中國關系友好、市場發展環境相對較好、與中國近鄰的國家,主要是東南亞、非洲、東歐國家,而中亞國家境外合作區建設相對不足。從2005年境外經貿合作區納入國家發展戰略框架后,中國商務部等有關部門開始重視中國周邊境外合作區的區域性總體布局,如在上合組織成員國、東盟成員國的境外合作區建設布局問題。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沿線國家也開始重視中國企業在境外的合作區建設,許多國家把境外合作區建設當成本國發展戰略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接的務實合作的重要載體和平臺。

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經有110多個境外經貿合作區,通過中國商務部批準認定的有20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其中,加工制造型合作區12個,資源利用型合作區4個,農業產業型合作區3個,商貿物流型合作區1個。20個合作區按照區域劃分,非洲地區4個,中東歐地區兩個,俄羅斯4個,東南亞7個,南亞地區1個,中亞地區兩個。

中國商務部2006年公布了《境外中國經濟貿易合作區的基本要求與申辦程序》,宣布將建立50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支持中國企業在境外建設工業園、科技產業園等各類經濟貿易合作區。商務部在有關文件中對境外合作區給出了明確定義,是指在中國境內注冊且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資控股企業,通過在境外建立的中資控股獨立法人機構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完備、主導產業明確、公共服務功能健全、具有聚集和輻射效應的產業園區。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中亞國家已經有數十個經濟開發區,為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奠定了一些基礎,但是,由于資金缺乏、市場有限等因素制約,中亞國家的各類園區發展比較緩慢。在“一帶一路”建設推動下,2014年以來,中國與中亞國家分別簽署發展戰略對接協議,啟動產能合作計劃,積極推動原有的一些規模較大、發展潛力較好的經濟開發區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并實施轉型升級,計劃把一些定位比較準確、競爭力比較強、發展潛力大的開發區納入“一帶一路”建設范圍。同時,近年來,在中亞國家也新建了一些境外合作區,如烏茲別克斯坦的鵬盛工業園、吉爾吉斯斯坦的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中哈霍爾果斯—東大門經濟特區(無水港)等。

截至2018年9月底,中國在沿線46個國家在建并初具規模的境外合作區共113個,累計投資366.3億美元,入駐企業4 663家,上繳東道國稅費30.8億美元。其中,通過認證的20個境外合作區累計投資201.3億美元,入駐企業873家,上繳東道國稅費21.2億美元。截至2018年年底,中國在2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建的82個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364.8億美元,入駐企業超過4 000家,上繳東道國稅費24億美元。

從總體看,各類工業園區、農業園區等境外合作區建設穩步推進,使園區建設具有明顯的產業聚集效應和政策優惠相對集中等優勢,促進產生規模效益、有效降低企業成本,從整體上提高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海外運營的抗風險能力,也促進了中亞國家工業化發展。

四  制約產能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主要問題 

2013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盡管中亞國家較早與中國開展產能合作,但是,總體上看,產能合作模式還處于探索階段,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在制度環境、貿易投資便利化、產能合作實現形式、組織方式、運行機制等方面還有比較大的差距。

(一)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相對較低

中亞國家屬于內陸國家,交通基礎設施還不完善,物流等服務能力相對較低,跨境運輸和海關通關手續煩瑣,這些因素提高了貿易成本,降低了貿易便利化程度。在投資領域還存在所謂的中國“經濟擴張論”、中國“資源掠奪論”等負面聲音,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是對中亞國家的經濟資源侵略。

1.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互補性有待提高

中國面臨與發達國家在中亞貿易競爭壓力,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互補性有待提高。盡管多數學者研究認為,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互補性較高,實際上,近年來,中國與中亞國家貿易互補性在十大貿易伙伴中處于中等靠后位置,中亞國家與意大利、日本和韓國的進口互補性高于中國,中亞國家與意大利、德國、荷蘭和美國的出口互補性也高于中國。因此,中國與中亞國家要在“一帶一路”框架內深化產能合作,應從產業結構調整入手,增加雙邊商品貿易的互補性,否則,中亞國家貿易有可能向其他國家轉移。

2.投資貿易便利化水平相對較低

中亞互聯互通交通便利化水平相對比較低,中亞國家基礎設施依然相對落后,這些短板制約國際產能合作。例如,哈薩克斯坦缺乏橫貫東西的大鐵路,現有鐵路老化,技術落后。根據世界銀行報告,哈薩克斯坦的運輸成本高,貨物價格是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兩倍多,導致哈制造業的供應鏈嚴重低效。另外,新亞歐大陸橋存在運量不足問題,總運量占亞歐貨物運量的份額不足1%,主要是因為陸地運輸相對于海運費用偏高,其中,哈境內鐵路的單軌狀況是一個主要制約因素。

世界經濟論壇《2016全球貿易促進報告》對全球136個經濟體的貿易便利化程度進行了評估。在邊境管理效率和透明度指數排名中,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別為第52位、第88位、第77位和第103位。表明中亞國家在海關管理上仍缺乏效率和透明度,通關程序低效煩瑣、官僚作風和腐敗等問題影響通關效率。在基礎設施指數排名中,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別為第27位、第54位、第115位和第119位。在交通基礎設施可用性及質量指數排名中,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別為第12位、第67位、第132位和第89位。中亞國家的海關進出口時間相對比較長,如辦理進口邊境手續最長的是烏茲別克斯坦,需要111個小時,辦理出口邊境手續時間最長的是哈薩克斯坦,為133個小時。中亞國家物流績效指數相對較低,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世界物流績效指數(LPI)》排名,中亞國家除了哈薩克斯坦排名處于中間位置,其他中亞國家都處于末尾位置,在全球160個經濟體中,哈薩克斯坦物流績效指數排名為第71位,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別為第99位、第108位、第126位和第134位。

在“透明國際”《2018年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哈薩克斯坦排名第124位,烏茲別克斯坦為第158位,最靠后的中亞國家是土庫曼斯坦,為第161位(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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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制度環境等相對落后

1.營商環境相對比較落后

2019年2月,在世界銀行《2018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排名中,哈薩克斯坦為第28位,吉爾吉斯斯坦為第70位,塔吉克斯坦為第126位。在全球化推動下各國傳統關稅壁壘普遍下降,非關稅壁壘造成的隱形貿易成本已經高于傳統的關稅成本,中亞國家的非關稅壁壘依然比較高,對中亞國家開展國際貿易影響較大。

2.企業在中亞國家投資受限制比較多

哈薩克斯坦的《海上石油項目產品分成協議法》規定,外國投資者在哈境內開發的海上石油項目投資回收期為25年或30年。哈對工程承包業務的外籍勞務人員配備制定了嚴格的限制,如2014年哈將外籍勞務人員的配額比例確定為經濟自立人口的0.7%。按哈征收超額利潤稅的規定,如果外資企業當期會計年度凈收入與可扣除支出的比重超過25%,則按照0~60%征收超額利潤稅。

3.一些投資項目也帶來了負面宣傳和影響

中亞國家存在“中國污染輸出論”等負面聲音,認為中國在中亞國家大量投資搞項目建設,不顧環境污染等問題,指責中國一些劣質產能轉移影響中亞國家環境,有些中國企業還存在重視經濟利益比較多,而忽視環境?;さ認窒?。例如,一些大型工程項目沒有顧及工程建設與?;ざ參鍔肪稱膠獾墓叵?,缺乏對動植物多樣性的?;ご朧?。中國企業在中亞貫徹ISO14000國際環保標準方面落實不到位。

在投資方面,存在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論”。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岳?,西方國家對吉爾吉斯斯坦貸款支持減少,近年來,吉爾吉斯斯坦從中國獲得貸款支持較多,2018年年底吉爾吉斯斯坦外債總額約占其GDP的53%,其中,欠中國外債為16.8億美元,占吉爾吉斯斯坦總外債的44.7%,在此背景下,西方媒體蓄意炒作吉外債問題,在中亞引發了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論”。

(三)工程承包領域管理尚不規范

中亞國家存在中國企業“項目不透明論”和“投資陰謀論”,認為在“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環節,中國企業工程承包業務存在透明度不高、不公平競爭現象,甚至個別項目存在腐敗現象。

1.中亞國家依然存在中國“項目不透明論”等聲音

一些中亞國家認為在工程承包過程中某些中國企業還存在暗箱操作,甚至中國企業與當地政府之間在招標環節存在商業賄賂等腐敗現象。例如,2018年冬季吉爾吉斯斯坦的熱電廠改造項目出現供暖問題,經查實發現中方企業與地方政府交往中,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官員存在腐敗現象,導致在2018年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三個案件,如伊薩科夫案、庫爾馬托夫案和阿爾特克巴耶夫案都與吉爾吉斯斯坦熱電廠改造項目有關聯。實際上,不是中國企業在產能合作中向中亞國家輸出腐敗,而是中亞國家政府本身存在比較嚴重的腐敗現象。

2.工程技術標準不一致

中國企業在中亞國家開展產能合作項目,因中亞國家多采用原蘇聯的技術標準,在施工環節需要轉換圖紙標準和翻譯。另外,土庫曼斯坦建筑技術標準與中亞其他國家也有區別,這些不一致的技術標準增加了人力物力成本和時間。

3.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足

一些中國企業在產能合作中關注經濟利益較多而履行相應社會責任不足。中亞國家認為中國一些大型工業項目投入資金多,但是沒有給當地老百姓就業等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沒有體現惠民的高質量發展理念。

4.基礎設施建設缺乏“耐心資本”

針對一些大型的基礎設施工程承包項目,開發性金融在支持中亞國家產能合作項目時長期合作方面門檻相對比較高,過于追求投資回報,在這方面還需要國家政策支持,由開發性金融形成更多的“耐心資本”,投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四)境外合作區建設管理機制不完善

一些境外合作區在定位和投資發展方向上與中亞國家經濟發展需求結合不足,園區產業合作配套基礎設施缺乏,境外合作區建設的制度機制還不完善。

首先,個別境外合作區建設沒有充分體現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盡管“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與西方國家傳統的全球化與資本擴張有本質的區別,美歐推動產能合作以跨國公司的資本逐利為驅動力,而“一帶一路”產能合作以互利共贏為動力,是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市場主體之間在落實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時并不到位,中國和中亞國家的市場投資主體或使用方往往以自己的視角看待問題和作出規劃或決策,在如何取得雙方“最大公約數”方面協商不足。

其次,境外合作區牽頭企業常常以市場原則考核短期發展指標,難以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這些短視、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理念導致企業難以做到長期運營。在一些項目規劃和建設中也缺乏以人民為中心的高質量發展的合作理念,沒有使沿線國家人民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再次,大多數境外合作區運營和贏利能力不足。主要原因是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和當地政府部門對境外合作區的支持和激勵力度不夠,一些政策和資金支持還不能有效支持園區的各項功能建設。同時,也與一些境外合作區發展定位不準、經營模式教條、缺乏創新、管理與服務效率缺乏有關。

最后,傳統的境外合作區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遇到融資、境外營商環境限制等困境,表明現階段中國境外合作區在商業運作模式、發展模式等方面創新不足。

五  中亞地區“一帶一路”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中亞地區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核心區,中亞地區產能合作能否做到率先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對于“一帶一路”建設總體上能否實現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具有重大意義。鑒于中亞國家經濟體量、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在“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向高質量轉變的過程中,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產能合作應把握高質量發展的大方向,遵循高質量發展的總體理念,循序漸進逐步提高。

(一)深化對“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理論研究和闡釋

理論上清醒才能更好指導產能合作實踐成功。在借鑒美國、日本產業轉移理論基礎上,應深化對中國特色“一帶一路”產能合作的理論框架研究。例如,如何構建中國式新“雁行理論”,使“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引領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轉型升級與發展;如何開展“第三方合作”,在產能合作中向發達國家學習,不斷推動提升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從中端走向高端;如何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構建中國式產業轉移的理論框架。

(二)堅持“五個導向”推動高質量合作

準確宣傳“一帶一路”合作高質量發展的新理念。按照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主旨演講的要求,正確宣傳闡釋“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總體思路和要求。習近平主席關于“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要求,落實在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中就是要體現“五個導向”,即能力建設導向、綠色導向、廉潔導向、惠民導向和包容性導向。鑒于中亞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依然存在戰略上的疑慮,中亞國家還存在“中國威脅論”等負面聲音,應進一步宣傳“一帶一路”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新理念、新思路。解釋清楚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如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堅持的“三不原則”,即不干涉沿線國家內政,不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不謀求在該地區的勢力范圍,逐步消除中亞國家對“一帶一路”建設的疑慮和誤解。

(三)突出企業主體,創新中亞產能合作模式

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仍然緩慢、全球化受阻、貿易?;ぶ饕逄繁塵跋?,只有中國有能力、也愿意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等區域公共產品需要的巨額投資,以推動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發展。產能合作要結合中亞國家發展實際需求,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前提,在產能合作目標上形成雙方的“最大公約數”,在市場層面要推動形成由中國與中亞國家企業共同參與的企業聯盟,重點投資建設一批境外合作區,在促進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從中低端向高端邁進的同時,也促進中亞地區形成比較完整的產業鏈,支持中國與中亞國家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

加大對企業參與產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堅持高標準和惠民導向,持續深入推進“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模式,以高質量發展理念規范管理產能合作項目。在貿易投資方面應鼓勵金融機構開展PPP項目貸款業務,鼓勵國內金融機構提高對境外資產或權益的處置能力,鼓勵企業以國外資產和股權、礦權等權益為抵押獲得貸款。建立國內國際跨國銀團機制解決企業融資困難,從擔保、貸款利率優惠等方面入手培育更多的“耐心資本”投入到長周期的大型產能合作項目。加強自身建設,提高企業“走出去”能力,支持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中亞地區產能合作。在園區建設方面應推動創辦一批高新技術園區,引領園區高質量發展。在工程承包方面應調整和創新對外合作方式,積極探索“工程承包+融資”、“工程承包+融資+運營”等多種合作模式。

(四)在統籌兼顧基礎上突出重點

在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實施過程中,要特別關注綠色環保的要求。結合中亞國家產業特點與實際,進一步明確重點產能合作領域。深化能源合作,重點是高新技術領域合作,以確保能源供應安全。深化非能源領域合作,如加強與中亞國家的各類園區建設,促進中亞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加強與中亞國家的紡織業產能合作和農業合作,在農業合作中要切實落實?;に練樂刮廴鏡雀咧柿糠⒄溝男亂?。

(五)積極推動“第三方合作”

中國與美國、日本開始產業轉移的啟動節點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在占有更多產業絕對優勢背景下推進產業轉移,而中國則在中低端產能過剩而高端產能相對不足背景下開始產業轉移,因此,與發達國家合作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對中國國際產能合作尤為重要。因為隨著“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深入,可能會帶動周邊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在中端產業與中國形成競爭,而在高端產業上與美歐等發達國家形成競爭,造成面臨“兩面競爭”擠壓的局面。

現在,西班牙、瑞士等歐盟成員國已經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應努力尋找中國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合作的利益交匯點,在高新技術等領域積極開展“第三方合作”,支持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與歐美發達國家企業合作,在中亞地區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促進中亞區域互聯互通和中國制造業升級,推動中國與中亞產能合作向高質量發展轉變。

(六)發揮上合組織平臺作用

在上合組織框架內推進區域貿易便利化,促進中國與中亞國家產能合作。除土庫曼斯坦外,中亞其他四國都是上合組織成員國,上合組織是最早探索高質量發展理念的區域組織。在上合組織成立初期的宣言和憲章中明確把開展環保合作作為該組織的宗旨和任務之一。上合組織成員國從2005年開始啟動環保合作, 2014年正式成立上合組織環保中心,2018年青島峰會期間簽署了《上合組織成員國環保合作構想》。上合組織關注區域發展,倡議成員國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服務機制,提高成員國政府治理能力建設,促進上合組織高質量發展。例如,2014年簽署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國際道路交通便利化協定》逐步生效,極大地提高了區域內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在上合組織框架內建立統一的區域標準,推動國際產能合作標準化,如企業貫徹國際組織ISO9000質量標準和ISO14000環境?;け曜嫉?,在物流標準、稅收標準、保險標準、海關標準等方面統一區域標準,促進中亞國家之間貿易便利化和各類園區建設標準化。建議加快推進中哈之間的鐵路建設,加快中吉烏鐵路規劃調整與建設。發揮好上合組織銀聯體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聯系和協調作用,促進形成更多的“耐心資本”投入到中亞地區產能合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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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爾翔,男,陜西西安人。經濟學博士、金融學博士后。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金融信息與工程管理系教師。